ltlee1
2025-02-02 23:08:54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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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link歷史上，美國一直是有其國家大戰略的，稱為美國大戰略（American Grand Strategy或America’s Grand
Strategy），美西方學者中有很多書籍和文章討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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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二戰後的歷史，可以確認如下幾個基本事實：
1）在二戰後的美國統治集團當中一直存在著帶有宏大藍圖、長遠目標和可行步驟的大戰略思想。這些大戰略思想雖然有著西方思想史上的深遠淵源，但在美國卻並非穩定不變，而是在多種現實因素影響下不斷發生變化，由此導致美國的大戰略也不斷發生變化。
2）影響美國大戰略形成的重要因素有美國國家綜合實力的變化，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和美國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等，這些因素相互交織並此消彼長，表現在美國的大戰略的形成上，有時某一方面因素起主要作用，有時另一方面因素起主要作用。
3）二戰後美國通過遏制戰略在沒有直接衝突的情況下有效抵制了蘇聯的影響，並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被認為是大戰略的一次成功。而在越南戰爭中，儘管擁有巨大的軍事優勢，卻由於缺乏整合政治和社會層面的連貫大戰略，行動步驟連連脫節，最終恥辱地撤軍，被認為是大戰略的一次失敗。
4）美國大戰略特有的思維方式，以及美國從歷史上所吸收的大戰略經驗教訓，在美國統治集團中形成了「以己度人」的心理定式，會不自覺地認定美國的對手國家必定也有與美國相匹敵的大戰略。這是導致美國很難與其他大國之間建立戰略互信和合作共贏關係的一個重要原因。
戰略學界的相關討論
具體而言，一方面由於美國在其早期殖民征服歷史上就逐漸形成了「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國天命論」（Manifest Destiny）「盎格魯-美利堅建制」（The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等特殊觀念，另一方面由於美國的綜合國力在二戰後的幾十年裡連續上升，兩方面因素共同推動了美國大戰略思想的興起，以建構美國全球首要地位為終極目標的某種霸權主義（Primacism）大戰略也順勢形成，並一直長盛不衰。
但是美國大戰略的實施畢竟不是戰略家們的一廂情願，當美國所推行的霸權戰略在國際上遭遇多方挑戰，在國內又因資源不足造成國力透支時，就出現了大戰略實施成本過高、目標與手段嚴重不匹配的問題，美國大戰略的修正和調整也就勢在必行。
在美國國內，精英與公眾在重大意見上日益脫節甚至相互對立的問題由來已久，一旦出現相當大一部分公眾因自身利益嚴重受損而掀起反對浪潮，精英方面也不得不做出反應，這就促成了在一個更寬的政治光譜上的另外一些大戰略的形成——從完全放棄全球霸權目標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到認為美國應對自身力量使用有所節制的約束主義（Restrainism），再到主張美國只需要對抗世界上最主要幾個對手的優先主義（Prioritism）等等。
頑固堅持霸權主義大戰略的一派，通常會突出強調美國霸權區別於歷史上其他霸權國家的主要特點，包括在整個戰後時代對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超強控制力。
20世紀90年代冷戰的結束和美國隨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這一巨大勝利，更是被這一派認定為美國大戰略的成功案例，當作其霸權主義大戰略主張的合理性依據。直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之後，這一派繼續沉浸在利用美國的超強實力和首要地位建立一個符合美國利益的新世界秩序的宏偉藍圖當中，儘管期間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和反恐戰爭的挫折，但他們相信美國的實力並未衰落，主導地位也未削弱，短時期內的危機都將在大戰略的推進中得到化解。
表現在這個時期美西方的大戰略思潮中，就是霸權主義大戰略仍是這一派學者們討論的主要內容。
在2014年出版的《大國和平與美國的首要地位：國際新秩序的起源與未來》（ J. Baron, Great Power Peace and
American Primacy: The Origins and Future of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Palgrave Macmillan,
2014）一書中，作者認為美國對於國際社會的超強控制力主要體現在軍事、金融、資源、產業、思想和國際制度六大方面。通過這六個方面的共同作用，美國霸權實現了重要的「制度性進化」，構成了一個新型的、制度性的國際權力體系。
作者認為，正是這種制度性權力體系，在過去的50年裡維持了大國間的和平。但是，作者承認，這個權力體系所面臨的挑戰，以及自身的維持成本，也都越來越大。一方面，進入21世紀，美國的霸權大戰略遭遇到來自中國在政治、經濟、外交、科技等多方面的挑戰；另一方面，美國國內的諸多制度性缺陷進一步展露，如政治極化、中產階級塌陷、社會失序、價值迷失等，導致美國的制度性權力持續減弱，以制度性權力為核心的全球霸權秩序也受到各方面的質疑。
作者還指出，美國的全球霸權很難再呈現20世紀90年代的巔峰時刻，未來的國際秩序將長期陷入一種相對動盪和不安的時期。美國當前面臨著如何管理中國的崛起並確保自己的領導角色，以及如何維護當前的和平狀態。
由於中國的崛起對於美國全球霸權的挑戰是一個無法忽視也無法改變的客觀事實，因此，在更具現實主義態度的學者們當中，圍繞美國霸權大戰略是否可行的爭論，便轉向了這種大戰略的實施成本的問題上。其中的邏輯是：如果維持成本並不過高，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那麼美國還是應該繼續維持甚至進一步發展這種終將會給美國帶來巨大利益的全球霸權戰略；但如果隨著外部的挑戰日趨嚴重，挑戰者日趨強大，國內的危機也日益加深加重，導致美國的相對權力滑落嚴重，那麼，美國就必須要放棄實施霸權大戰略的企圖，轉向其它可以為美國帶來利益的大戰略。
在2018年出版的《低成本維持霸權：美國的大戰略》（Harvey M. Sapolsky, Hoping Primacy Stays
Cheap: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2018）一書中，作者提供了一個特別的觀察：美國作為一個深度分裂的社會，在許多政治話題上存在分歧，但在外交政策上卻有著罕見的共識。
書中指出，無論是政黨領導人、前任和現任官員、高級軍官還是公眾，都支持美國應保持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地位。作者認為，這種得到普遍支持的美國霸權大戰略，源於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吸取的經驗教訓，也就是這樣一個信條：美國的安全取決於其作為全球安全的單一管理者的角色，這也正是Primacy一詞的本義。
在作者看來，霸權大戰略的有效性在冷戰和平結束時得到了進一步確認，在21世紀繼續且基本上未受挑戰，根本原因就在於它的維護成本意外地低廉。無論這種論點是否成立，其論據是否充分，客觀上卻起到了繼續支持霸權主義美國大戰略的作用，使得美國統治集團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繼續採取一種近乎於盲目的態度在國際上一味推行美國霸權。
但是，另外一些方面的問題又出現了。隨著全球化進程加速帶來了世界政治複雜性的增加，美國全球霸權和首要地位面臨的挑戰也日益多元變化，單純計算軍事霸權的效益與成本之比顯然已不能反映現實情況。《重新思考美國大戰略》這本2021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Elizabeth
Borgwardt、Christopher McKnight Nichols and Andrew Preston ed. 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正是這種思潮的反映。
書中探討了當前美國在世界上的實際地位，並彙集了歷史學家、政策專家、公共衛生專家等多個領域的學者，以跨學科的視角探討美國大戰略。其中的主要觀點是，要重新審視和定義美國的大戰略，大戰略不應僅僅局限於軍事事務，而應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維度，以適應當代世界政治的複雜性。
還有觀點認為，要認識到是什麼讓大戰略變得「宏大」，在當今世界，公共衛生、性別、種族、環境等非傳統安全議題都應在大戰略考慮範圍之內，因為這些因素對和平與安全有著重要影響。這些多領域、跨學科思考導致了對美國大戰略的更為寬泛的理解。
視野的擴大和討論的深入，推動了更為綜合的論述的出現。在2021年出版的由澳大利亞國防學院國防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著名戰略學家邁克爾·克拉克撰寫的《美國大戰略與國家安全：從建國時期到川普時代美國霸權和衰落的困境》（Michael
Clarke，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Dilemmas of
Primacy and Decline from the Founding to Trump，Palgrave Macmillan,
2021）一書中，作者詳盡地探討了美國建國以來的歷史上大戰略的演變以及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秩序中保持美國首要地位所面臨的挑戰。
作者認為，美國最初的建國者們將新生的美國設想成為了一個將避免老歐洲那種錯綜複雜且糾纏不清的對抗和結盟的共和國，然而這種設想卻一直受到現實政治中國家間激烈競爭的考驗，這導致了美峰時刻，未來的國際秩序將長期陷入一種相對動盪和不安的時期。美國當前面臨著如何管理中國的崛起並確保自己的領導角色，以及如何維護當前的和平狀態。
由於中國的崛起對於美國全球霸權的挑戰是一個無法忽視也無法改變的客觀事實，因此，在更具現實主義態度的學者們當中，圍繞美國霸權大戰略是否可行的爭論，便轉向了這種大戰略的實施成本的問題上。其中的邏輯是：如果維持成本並不過高，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那麼美國還是應該繼續維持甚至進一步發展這種終將會給美國帶來巨大利益的全球霸權戰略；但如果隨著外部的挑戰日趨嚴重，挑戰者日趨強大，國內的危機也日益加深加重，導致美國的相對權力滑落嚴重，那麼，美國就必須要放棄實施霸權大戰略的企圖，轉向其它可以為美國帶來利益的大戰略。
在2018年出版的《低成本維持霸權：美國的大戰略》（Harvey M. Sapolsky, Hoping Primacy Stays
Cheap: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2018）一書中，作者提供了一個特別的觀察：美國作為一個深度分裂的社會，在許多政治話題上存在分歧，但在外交政策上卻有著罕見的共識。
書中指出，無論是政黨領導人、前任和現任官員、高級軍官還是公眾，都支持美國應保持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地位。作者認為，這種得到普遍支持的美國霸權大戰略，源於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吸取的經驗教訓，也就是這樣一個信條：美國的安全取決於其作為全球安全的單一管理者的角色，這也正是Primacy一詞的本義。
在作者看來，霸權大戰略的有效性在冷戰和平結束時得到了進一步確認，在21世紀繼續且基本上未受挑戰，根本原因就在於它的維護成本意外地低廉。無論這種論點是否成立，其論據是否充分，客觀上卻起到了繼續支持霸權主義美國大戰略的作用，使得美國統治集團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繼續採取一種近乎於盲目的態度在國際上一味推行美國霸權。
但是，另外一些方面的問題又出現了。隨著全球化進程加速帶來了世界政治複雜性的增加，美國全球霸權和首要地位面臨的挑戰也日益多元變化，單純計算軍事霸權的效益與成本之比顯然已不能反映現實情況。《重新思考美國大戰略》這本2021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Elizabeth
Borgwardt、Christopher McKnight Nichols and Andrew Preston ed. 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正是這種思潮的反映。
書中探討了當前美國在世界上的實際地位，並彙集了歷史學家、政策專家、公共衛生專家等多個領域的學者，以跨學科的視角探討美國大戰略。其中的主要觀點是，要重新審視和定義美國的大戰略，大戰略不應僅僅局限於軍事事務，而應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維度，以適應當代世界政治的複雜性。
還有觀點認為，要認識到是什麼讓大戰略變得「宏大」，在當今世界，公共衛生、性別、種族、環境等非傳統安全議題都應在大戰略考慮範圍之內，因為這些因素對和平與安全有著重要影響。這些多領域、跨學科思考導致了對美國大戰略的更為寬泛的理解。
視野的擴大和討論的深入，推動了更為綜合的論述的出現。在2021年出版的由澳大利亞國防學院國防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著名戰略學家邁克爾·克拉克撰寫的《美國大戰略與國家安全：從建國時期到川普時代美國霸權和衰落的困境》（Michael
Clarke，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Dilemmas of
Primacy and Decline from the Founding to Trump，Palgrave Macmillan,
2021）一書中，作者詳盡地探討了美國建國以來的歷史上大戰略的演變以及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秩序中保持美國首要地位所面臨的挑戰。
作者認為，美國最初的建國者們將新生的美國設想成為了一個將避免老歐洲那種錯綜複雜且糾纏不清的對抗和結盟的共和國，然而這種設想卻一直受到現實政治中國家間激烈競爭的考驗，這導致了美峰時刻，未來的國際秩序將長期陷入一種相對動盪和不安的時期。美國當前面臨著如何管理中國的崛起並確保自己的領導角色，以及如何維護當前的和平狀態。
由於中國的崛起對於美國全球霸權的挑戰是一個無法忽視也無法改變的客觀事實，因此，在更具現實主義態度的學者們當中，圍繞美國霸權大戰略是否可行的爭論，便轉向了這種大戰略的實施成本的問題上。其中的邏輯是：如果維持成本並不過高，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那麼美國還是應該繼續維持甚至進一步發展這種終將會給美國帶來巨大利益的全球霸權戰略；但如果隨著外部的挑戰日趨嚴重，挑戰者日趨強大，國內的危機也日益加深加重，導致美國的相對權力滑落嚴重，那麼，美國就必須要放棄實施霸權大戰略的企圖，轉向其它可以為美國帶來利益的大戰略。
在2018年出版的《低成本維持霸權：美國的大戰略》（Harvey M. Sapolsky, Hoping Primacy Stays
Cheap: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2018）一書中，作者提供了一個特別的觀察：美國作為一個深度分裂的社會，在許多政治話題上存在分歧，但在外交政策上卻有著罕見的共識。
書中指出，無論是政黨領導人、前任和現任官員、高級軍官還是公眾，都支持美國應保持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地位。作者認為，這種得到普遍支持的美國霸權大戰略，源於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吸取的經驗教訓，也就是這樣一個信條：美國的安全取決於其作為全球安全的單一管理者的角色，這也正是Primacy一詞的本義。
在作者看來，霸權大戰略的有效性在冷戰和平結束時得到了進一步確認，在21世紀繼續且基本上未受挑戰，根本原因就在於它的維護成本意外地低廉。無論這種論點是否成立，其論據是否充分，客觀上卻起到了繼續支持霸權主義美國大戰略的作用，使得美國統治集團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繼續採取一種近乎於盲目的態度在國際上一味推行美國霸權。
但是，另外一些方面的問題又出現了。隨著全球化進程加速帶來了世界政治複雜性的增加，美國全球霸權和首要地位面臨的挑戰也日益多元變化，單純計算軍事霸權的效益與成本之比顯然已不能反映現實情況。《重新思考美國大戰略》這本2021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Elizabeth
Borgwardt、Christopher McKnight Nichols and Andrew Preston ed. 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正是這種思潮的反映。
書中探討了當前美國在世界上的實際地位，並彙集了歷史學家、政策專家、公共衛生專家等多個領域的學者，以跨學科的視角探討美國大戰略。其中的主要觀點是，要重新審視和定義美國的大戰略，大戰略不應僅僅局限於軍事事務，而應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維度，以適應當代世界政治的複雜性。
還有觀點認為，要認識到是什麼讓大戰略變得「宏大」，在當今世界，公共衛生、性別、種族、環境等非傳統安全議題都應在大戰略考慮範圍之內，因為這些因素對和平與安全有著重要影響。這些多領域、跨學科思考導致了對美國大戰略的更為寬泛的理解。
視野的擴大和討論的深入，推動了更為綜合的論述的出現。在2021年出版的由澳大利亞國防學院國防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著名戰略學家邁克爾·克拉克撰寫的《美國大戰略與國家安全：從建國時期到川普時代美國霸權和衰落的困境》（Michael
Clarke，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Dilemmas of
Primacy and Decline from the Founding to Trump，Palgrave Macmillan,
2021）一書中，作者詳盡地探討了美國建國以來的歷史上大戰略的演變以及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秩序中保持美國首要地位所面臨的挑戰。
作者認為，美國最初的建國者們將新生的美國設想成為了一個將避免老歐洲那種錯綜複雜且糾纏不清的對抗和結盟的共和國，然而這種設想卻一直受到現實政治中國家間激烈競爭的考驗，這導致了美國早期外交政策中孤立主義與參與主義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書中提出，美國歷史上不同的政治文化，如漢密爾頓主義、傑弗遜主義、傑克遜主義和威爾遜主義等，深刻影響了國家安全大戰略的選擇。作者認為，從19世紀中葉到21世紀初，受到漢密爾頓主義和威爾遜主義的影響，推動了以霸權為目標的大戰略的發展。然而，實行霸權大戰略過大的代價現在刺激了長期休眠的傑弗遜主義和傑克遜主義在歐巴馬和川普政府下的復興，導致大戰略轉向尋求地位管理或避免美國相對權力的衰落。作者將歐巴馬政府的方法描述為「衰落管理」，而川普政府的方法則是「衰落否認」。
二、MAGA也是一种大战略吗？
研究美国大战略的学者们在一本正经地讨论着美国历史上的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时，他们是不屑于承认有“特朗普主义”这个东西的，但现实很残酷，特朗普连同他独有的政治文化一起横空出世了。
如果将近几十年美国大战略思潮的变迁比作一条平缓的河流，学术讨论和政策调整按部就班地进行，那么特朗普于2016年开始的第一任期，就好像是这条平缓的河流突然汇入了另外一条急流，原本平缓的节奏全被打乱，从此浪花飞溅，暗潮汹涌，一切都变了。用迈克尔·克拉克的话说，“在特朗普时代，当大战略从属于交易政治和个人奇思妙想时，美国大战略暴露出了其脆弱性。”
根据克拉克在书中的看法：“美国的首要地位不是想当然的；它是一个需要精心构建并激烈捍卫的地位，且需要不断调整。”“美国大战略的未来取决于在追求国家利益与面对多极世界现实之间取得平衡。”而突然崛起并成为了美国最高领导人的特朗普，显然不是一个能够游刃有余地承担这个调整和平衡任务的合适人选。
但是有一点，特朗普的信念与作者在书中的观点是一致的——“衰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对衰落的看法可能与现实一样具有影响力。”无论是第一任期还是刚刚开始的第二任期，特朗普都坚决不承认美国已经衰落了，虽然他尖锐地指出了当前美国的很多重大问题，但正像他在刚刚的就职演说中告诉美国人民的：他是上帝救下来让他来完成MAGA使命的，美国将在他的手中重振雄风，重现荣光，决不会衰落。所以，克拉克将特朗普的做法称之为“衰落否认”——别的不管，先否认再说。
其实，基于对2016年至今近8年时间的观察，可以认为，特朗普的行政虽然充满了“交易政治和个人奇思妙想”，但他的MAGA运动并非与一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完全脱节。这一点，可以从MAGA的核心主张与美国大战略的核心主张的对比中看出来。
共同点与分歧点
首先，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始终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的，就是维持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或称全球霸权。
这是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美西方的战略家们普遍认为，美国有能力通过军事力量、经济影响、舆论主导和多边合作等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一系列无可辩驳的事实，包括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战后通过全球军事基地、前沿部署和先进武器来威慑对手的能力，通过领导北约等联盟建立的国际秩序，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和贸易协定等举措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领导作用等，都证明了美国大战略的现实可行性。
对于这一点，特朗普不仅没有异议，而且也正是他所致力于恢复和重建的。换句话说，在核心目标和蓝图远景上，美国大战略与MAGA运动并无二致。特朗普在就职演讲中说：“从今天起，我们的国家将会繁荣，在世界各地再次受到尊敬。我们将被每一个国家所羡慕，我们不会再让自己被别人占便宜了。”“美国将恢复应有的地位：成为地球上最伟大、最强大、最受尊敬的国家，激发全世界的敬畏和钦佩。”
分歧出现在接下来的问题上，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让自己被别人占便宜了”这句话。
在特朗普看来，在他之前的所谓美国大战略根本无法实现其远景目标，与之恰恰相反，“多年来，激进、腐败的建制派从我们的公民那里榨取权力和财富，而我们社会的支柱支离破碎，看似彻底失修。……我们现在有一个政府，甚至无法应对国内简单的危机局面，但却跌跌撞撞地陷入国外各种持续不断的灾难性事件之中。”也就是说，大战略的目标设定得再好也没用，建制派集团根本就是在打着为美国推进大战略的幌子干着为自己攫取“权力和财富”的勾当，而这种高层级的营私舞弊必然会导致对美国利益的出卖，也就是“让自己被别人占便宜了”。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对美国大战略进行修正和调整，例如是否根据资源和成本约束转入更为灵活和谨慎的大战略，或者是否根据国际政治现实转而采取将按威胁优先等级分别应对挑战的大战略；而在于必须全部推倒重来，必须开启一场“美国的全面复兴和常理革命”，必须让美国重新成为“一个仍在不断壮大中的国家——一个增加我们的财富、扩展我们的领土、建设我们的城市、提升我们的期望并将我们的旗帜插上崭新而美丽的地平线的国家。”
这才是MAGA和特朗普革命的本质，不是修修补补，而是推倒重来，不是承前启后，而是从头出发，不是渐进改革，而是激进革命。
认识到了这个本质，就会明白为什么美西方大多数讨论战略问题的学者，都会将特朗普的上台执政视为一个对于美国大战略的推进具有破坏性、甚至否定性的负面事件。他们普遍认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已经导致了美国大战略的显著改变，从传统的合作领导转向交易型和民族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大大动摇了维持美国数十年全球首要地位的基石，而第二个总统任期的特朗普，正在以更为个性化的方式推进MAGA运动，必将制造出更大的动荡。
但是，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并不意味着MAGA运动与美国大战略的彻底分道扬镳。意味深长的是，两者在关于美国的问题上有很多的相互对立，甚至发誓要拼个你死我活；但是却在另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又重新发现了共同之处，不得不站在同一战壕里成为战友。
1月21日，鲁比奥宣誓就职美国国务卿。 美联社
中国作为最大变量
不用说，这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当然就是中国。
特朗普的MAGA运动不是凭空发生的，美国大战略思潮的变迁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美国统治集团中无论哪一个派别、哪一个部门，都不约而同地先后确认了一个重大现实：中国似乎也有了自己的“中国大战略”，而且早已经在快速、高效地推进中了。
这一确认引起了美国战略学界极大的震惊。出于美国大战略固有的思维定式，这些学者们倾向于认定这个“中国大战略”具有与美国大战略同样的性质，甚至同样的远景目标。如果的确如此，那么中国对于美国大战略的实施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个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碍这么简单了，由于全球首要地位只能有一个，“中国大战略”与美国大战略两者也就只能有一个成功，非此即彼，零和博弈。
在特朗普这方面，虽然他不是以这种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的，但是也对中国带来的威胁给予了差不多同等程度上的评估。例如，在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他的表达是：“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是时候结束这种状况了”。在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上，他的表达是：“中国一直在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现在是制止这种行为的时候了”。在关于中国国际地位的问题上，他的表达是：“中国是对世界的威胁，我们需要挺身而出，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在全球影响力方面”。
这些表达不是学术性的，也没有统一的理论基础，都是关于具体问题的，但却与美国大战略思维中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保持了高度一致。 "
https://m.guancha.cn/zisi/2025_01_29_763562.shtml